對亞洲來說，19世紀是一個變革的時代。從遙遠西方來訪的異邦人，大舉侵略承平已久的亞洲古老國家。然而異邦人帶給亞洲的並不只有侵略與支配，他們帶進亞洲的新知與混亂，也為諸多暮氣沉沉的亞洲古國注入生氣，形成變革的契機。西元1840年，中國與英國因為鴉片貿易上的糾紛，展開了「鴉片戰爭」。這場戰爭粉碎了中國數百年以來的閉關自守，西方勢力開始大舉進入中國，中國從此進入慘痛的「歷史轉換期」。
西元1853年，日本也面臨了相似的遭遇，美國的培理將軍率領四艘戰艦進入了江戶灣，對江戶幕府發出開國的要求。日本並沒有重蹈中國的覆轍，他們早已聽聞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慘狀，同時幕府也早在1852年的「荷蘭風說書」中，獲知美國派兵的消息，因此得以冷靜地做出不同於中國的判斷，避開淪為次殖民地的命運。1868年，日本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成功地推翻江戶幕府，進行了明治維新，日本從此邁向西化的近代國家之路。
由於西方勢力的來訪，造成幕府的巨大危機，歷史上稱此一時期為「幕末」時代。此一時期，日本瀰漫著名為「尊王攘夷」的反西方情緒，加上害怕西方勢力將會對日本展開侵略，幕府的家臣與日本知識份子紛紛提出對抗西方的策略。諸如佐久間象山、佐籐信淵與勝海舟等人士，都曾經提出聯合中國與朝鮮一同對抗西方之想法[1]。
明治政府成立之後，日本知識份子在對待亞洲的態度上，發生了路線上的分歧。一條是拋棄亞洲，成為西方國家一員的「脫亞」之路。另外一條則是幫助亞洲各國覺醒的「興亞」之路。前者的主張，乃是由福澤諭吉所提出。他在明治18年（1885年）於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「脫亞論」，嚴厲批判中國與韓國不知進取、故步自封，無法對日本有任何幫助。並指出與其坐等中、韓兩國領土遭到列強瓜分，不如日本自身也加入侵略者的行列，如此方能保證日本的獨立。福澤諭吉為避免西方將日本視為亞洲的一員，措辭強烈的寫道：「我打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[2]」，呼籲日本拋棄東方，成為西方的一員。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，福澤諭吉在早期乃是主張「東洋連帶論」，主張日本應該提攜中國與韓國，三國共抗列強勢力的入侵，可以說他內心對西方有一定的戒心。即便在他日後拋出的「脫亞論」中，福澤諭吉依舊對西方充滿警戒。在「脫亞論」中，福澤將西方文明形容成「有益的傳染病」，學習西方乃是希望藉此「確保日本的獨立」。也就是說，福澤的「脫亞」想法實際上來自於對西方的對抗意識與危機感，與後述的「興亞」在「東西對抗」的深層意義上並無不同[3]。
「興亞」顧名思義便是「興盛亞洲」，此一想法最早可追溯到幕末之時，前述的日本知識份子提出之日、中、韓三國聯盟共抗西方之策略便可視為是「興亞」的雛型。進入明治時代後，日本內部的擴張主義盛行，並積極地追隨西方侵略者的腳步，與西方國家一同蠶食鯨吞亞洲。然而日本的擴張引起西方國家的戒心，遂對日本在亞洲的行動展開牽制[4]，「興亞」之理想於日本國內漸漸興起。西元1893年，樽井藤吉提出了「大東合邦論」，主張亞洲先進國的日本應該與韓國合邦，之後再與中國聯手，共抗列強。西元1903年，岡倉天心以英文完成了《東洋的理想》一書，他在這本書中揭示了「亞洲一體」的理想，並指出亞洲文明遠遠勝過沉湎於技術手段的西方文明，亞洲文明在精神上的貢獻，是西洋文明無法比擬的[5]。岡倉天心認為亞洲的精神文明遠勝過歐洲的物質文明[6]，並且主張日本作為亞洲文明的繼承者，因此日本毋庸置疑地是亞洲的領導者[7]。岡倉天心的主張以及對西方的批評，對後來的各種亞洲主義與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給予很大的影響。
《東洋的理想》之後，日本陸續出現各種亞洲論述，這時的亞洲論述開始摻入了民族主義，例如河田嗣郎所提出的「亞洲門羅主義」主張「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」，德富蘇峰也指出「亞細亞的事務，由亞細亞人自己處理」。他們並主張日本人作為亞洲的最先進國，有義務也有責任掌握亞洲的主導權[8]。
至此，日本的反西方傾向已經從國防上的反西方，演變成民族主義上的反西方。而在進入「大正．昭和」時期之後，日本面臨世界與內部情勢的緊張，使得日本的反西方思想再度發生改變。而這種變化也對後來的「大東亞共榮圈」論述，產生很大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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