報告時這篇文章被人搶走了，結果我只能在自己的部落格上發布一下，主張一下自己的所有權…（苦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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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華夷意識及其對於中國對日認識之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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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華夷意識及其對於中國對日認識之影響
由於中國自古以來在文明上便在東亞處於領先之地位，因此產生一種獨自的世界觀，也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「華夷意識」。所謂的「華夷意識」，乃是中國視自身為世界之中心與最文明之國「華」。而中國之外的地區則是尚未開化的野蠻國家「夷」，並依據「方位」給予「夷」不同的名稱1。
在「華夷意識」下，中國又衍生出規範天下次序的「華夷秩序」概念。於「華夷秩序」中，擁有最高等文明的「華」君臨於蠻夷之上，意即是「華」乃是天下（世界）的共主。而「夷」則都是「華」的藩屬，並依據其「遠近」與「中國化」的程度，決定該國地位之高低2。同時，中國也認為做為天下共主的「華」，有義務也有責任將「文明」之光照亮四方蠻夷，將「夷」化為「華」，也就是「天下一家」的概念。然而，隨著「華」與「夷」的交流與衝突，中國又發現「天下一家」的結果，反而有可能使「華」變成「夷」，並感到抗拒與恐懼。孔子所說的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3」，便可以視作是這種抗拒與恐懼的具體表現。因此，中國在懷抱「天下一家」之理想的同時，卻又同時築起華夷之防的高牆，排斥與「夷」的過深接觸。
在前述思想的影響下，中國對「夷」產生一種甚為矛盾的態度。一方面將「夷」視作自身藩屬並抱持「天下一家」的理想，因此會在史書中為「夷」立傳，對其懷有一定程度的關心。一方面又因為對「夷」的輕視，以及「華夷之防」的概念，除非「夷」具有威脅「華」的可能性，否則中國不願也不會對「夷」有過深的關注4。
對於古代日本，中國基本上也是因循前述的規律而行。日本既是個位於遙遠邊陲的弱小蠻夷，又不具備威脅「華」的行動與可能性，故古代中國鮮少關注日本的存在，更遑論對其進行深刻的瞭解。除非日本主動派使節入華，否則中國對日本可說是一無所悉。也因為這樣，古代中國對日認識，時常是落後且停滯的。一直到1867年的「明治維新」之後，日本終於成為中國海疆之大患，中國方才醒悟，如火如荼展開對日研究，方才對這個古老的鄰居有了進一步的認識。
2.
先秦與兩漢時代的中國對日認識
中國的先秦與兩漢時期大約處於日本的「繩文時代」與「彌生時代」交接之際，此時中國對日本的認識仍然模糊不清。「繩文時代」始於西元前13000年，約於西元前4世紀時結束，十分漫長。這個時期的日本人被稱為「繩文人」，他們過著原始的部落生活，並以採集與狩獵維生。一直到繩文時代末期，日本才出現初期的農耕行為。西元前4世紀時，來自大陸的「渡來人」到達日本，日本進入「彌生時代」。這些外來移民將大陸的水稻、先進的農業技術與鐵器帶入日本，使日本正式進入農業社會。「渡來人」的到來，雖然增加糧食的產量並使日本的人口穩定成長。然而，人口增加意味著人們必須爭取更多的土地與糧食，進而引發戰爭，並導致階級的出現5。
先秦時期的中國對於日本的認識十分模糊，但已經有漢人移民日本。從「山海經」的內容可以發現，當時中國僅僅知道東南方的大海中有人居住，並將該地區命名為「倭」，卻並不瞭解該地的實際狀況6。然而，「史記」所記載的「徐福傳說」，則顯示當時已有漢人移民日本。相傳徐福受秦始皇之命，帶領三千童男童女出海尋找長生不老藥卻一去不復返，並定居於海中小島，一般認為該地即為日本。這個傳說不僅「史記」有記載，日本南北朝時期的「神皇正統記」也有所記述，同時日本各地亦修建有徐福的墳墓遺址。不過，「徐福傳說」並沒有考古文物能夠證明其真實性，「史記」也沒有明確指出徐福所到之處就是日本。儘管如此，「徐福傳說」仍然顯示當時中國有前進東方海域的行動。同時，中日皆將徐福所到之地認定為日本的此一現象，也代表著中日對「渡來人」來自中國這一點有所共識7。
進入兩漢之後，由於漢武帝攻下朝鮮半島並設立朝鮮四郡，使得中國對「倭」的地理位置有著更清晰的認識，並將「倭」定義為住在東南大海的民族。而在東漢光武帝時，倭使向中國進貢，並獲賜「漢委奴國王」印，這意味著中日開始有初步的接觸，以及日本進入「華夷秩序」的事實。因此，自東漢時期起，史書開始為日本立傳8。而「三國志」的「魏志倭人傳」，即是中國首度對日本進行較為詳細與系統的記載。
3. 魏晉時期的中國對日認識
「三國志」由西晉陳壽所著，其中的「魏志倭人傳」顯示當時中國對日本的認識，有著相當大的進步。那麼，這樣的進步是從何而來的呢？如前文所述，「倭」是在「漢」建立朝鮮四郡後，方才開始遣使入貢。而至三國時代時，軍閥「公孫氏」長期控制朝鮮半島，並於樂浪郡南部又建立帶方郡，強化對朝鮮半島的控制。因此，這時期的「倭」主要是向「公孫氏」進貢。西元238年春季，司馬懿消滅「公孫氏」，魏國將遼東與朝鮮四郡納入為的版圖。6月9，「倭」隨即遣使至「魏」進行朝貢，而「魏」亦派遣使者前往「倭」進行冊封。之後「魏」又數度遣使至「倭」，魏使帶回許多「倭」地的見聞。因此「魏志倭人傳」不僅對「倭」有更詳細的記載，同時亦記述諸多當時「倭」的風土民情，讓後世能夠一窺日本古代世界的面目10。
在「魏志倭人傳」的記載中，「倭」位於帶方郡的東南方，並且是一個海洋島國。這顯示此時的中國已經對「倭」之地理方位，有著更精確的認識。此外，「魏志倭人傳」也指出此時的「倭」分做數百個小國家，而向「魏」進貢的則是這些小國家中的一個大國─「邪馬台」11。
3-1.
「邪馬台」的概況
根據「魏志倭人傳」所述，「倭」本是男人執政，然而在東漢桓帝與靈帝在位之間，「倭」內部發生戰亂，各國相互征伐。而「邪馬台」則是由數個部族同盟組成的聯合政權，並以女子「卑彌呼」為王。「卑彌呼」主管祭祀與宗教大權，政治權力主要還是由「難升米」…等男性官員所掌握12。此外，當時的「邪馬台」正與鄰近國家發生戰爭。卑彌呼死後，「邪馬台」爆發繼承權之爭，最後由宗女「壹與」獲得繼承權，並再度遣使向取代「魏」的「晉」朝貢。
由「魏志倭人傳」的記載，可以得知以下事實：
（1）雖然「邪馬台」由女性作為領導，但男性仍然掌握國內的軍政大權。
（2）從「魏」獲得帶方郡後，「邪馬台」隨即迅速派遣使節入「魏」此一事實來看，可以發現「邪馬台」對大陸情勢十分敏感與關注。
3-2.
關於「邪馬台」的爭議
日本學者自江戶時代以來，便對於「邪馬台」有許多爭議，其內容主要圍繞在「邪馬台是否為大和王朝的前身」與「邪馬台的位置」兩個議題上。由於這個爭議關係著大和王朝的起源，若是能夠得出答案，將對日本上古史造成及大的影響。然而，目前仍缺少能夠做為決定性證據的考古資料，加之「魏志倭人傳」的記載亦有不少爭議之處，是故關於「邪馬台」的爭議至今未能有確切的定論。
在日本的史書「日本書紀」的第九卷「神功皇后紀」中，採用許多「魏志倭人傳」對於「卑彌呼」的紀錄14。這意味著這本日本最早的正史認為「邪馬台」的「卑彌呼」與大和王朝的「神功皇后」是同一人，是以「邪馬台」就是大和王朝的前身。然而，真是如此嗎？根據「魏志倭人傳」的記載，「卑彌呼」於魏的正始8年（西元248年）去世。然而「日本書紀」卻有「（神功皇后）六十六年。〈是年。晋武帝泰初二年晉起居注云。武帝泰初二年十月。倭女王遣重貢獻。〉15」此一記載，在其中所述的泰初（泰始）二年（266年）之時，「卑彌呼」早已不在人間。若依照「魏志倭人傳」所述，此一倭女王應該是「卑彌呼」的宗女「壹與」才是。
很長一段時間中，日本人並未懷疑過「日本書紀」的正確性。一直到江戶時代，才開始有人注意到「日本書紀」與「魏志倭人傳」的出入，並對其進行考察。之後，圍繞著「邪馬台」的爭論便不曾停歇。爭論點主要在於前述的「邪馬台是否為大和王朝的前身」與「邪馬台的位置」上，目前主要有「大和說」與「九州說」。以下，本文將依據歷史中兩種說法出現的順序，對其做簡單的介紹。
第一個依據「魏志倭人傳」之敘述，驗證「邪馬台」的人，乃是江戶大儒新井白石。他將「魏志倭人傳」的敘述與現實日本地理進行考證，並指出「邪馬台」位於畿內的大和地區，也就是「大和說」16。他認為「邪馬台」就是「大和王朝」，「卑彌呼」就是神功皇后。然而，新井白石的「大和說」之破綻在於他並未完全依照「魏志倭人傳」的敘述進行考察，同時也並未對此提出任何說明，因此引發江戶時代許多學者的質疑17。
江戶時代的國學者本居宣長便質疑新井的說法，同時藉由「魏志倭人傳」的敘述，最後提出「邪馬台」應在九州地方的說法，也就是「九州說」。然而，身為狂熱日本中心主義者的本居宣長否認「邪馬台」就是大和王朝，因為皇國日本從未也不該向任何國家進貢。他認為「魏志倭人傳」中的「卑彌呼」不過是九州地區的酋長，他偽造神功皇后的名義向中國朝貢。真正的「卑彌呼」也就是神功皇后，依舊是位於畿內大和地區。從這點來看，本居宣長在大和王朝的起源上，依舊是「大和說」。之後，「九州說」在近藤芳樹、那珂通世與菅政友…等人之補強及日本中心主義的影響下成為通說，一直到明治末期方才再度受到「大和說」的挑戰18。
西元1910年，日本著名學者內藤湖南發表「卑彌呼考」，挑戰當時已成通說的「九州說」。內藤湖南舉「後漢書」為例，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古書時常將東錯寫為南、西錯寫為北，如此一來則新井白石的「大和說」便能夠成立。同時，內藤湖南也考察「魏志倭人傳」中提到的地名與官名，證明「邪馬台」與大和朝廷的關聯性，藉此伸張「大和說」的正當性。此外，大正年間在日本本州地區亦發現許多彌生時代的古墓，並出土許多中國銅鏡，更間接增加「大和說」的可能性19。
內藤湖南提出「卑彌呼考」後，學者白鳥庫吉提出新的觀點以考察「魏志倭人傳」，藉此挑戰「大和說」。一般來說，「魏志倭人傳」的記載在方位上對「九州說」有利，而在距離上則對「大和說」有利。這是因為若依照書上記載之距離，則「邪馬台」應在海中。然而，白鳥庫吉指出若實際對照「魏志倭人傳」中提到之地方的距離，會發現距離明顯受到誇大。白鳥庫吉認為書中所述「陸行一月」應做「陸行一日」解，如此一來「九州說」便能完全與「倭志倭人傳」相符合20。
「大和說」與「九州說」都有其合理與不合理之處，然而不管哪一種說法都僅僅是依據文獻進行考證，甚至內容存在著學者們自己便宜行事的解讀。就現狀來看，除非發現新的文獻或有能夠做為直接證據的考古文物出土，否則「邪馬台」與大和王朝的起源可能永遠成謎。
4.
南北朝時期的中國對日認識
南北朝時期，中國受到外族入侵，陷入連年戰亂。從這個時期的中國史書來看，中國對日認識並未能有超越「魏志倭人傳」的進步。這個時期的中國僅僅能從「倭」派來進貢之使節的口中，約略得知「倭」當前的政治情勢。以下為此時期的對日認識的特點：
（3）南梁雖曾對「倭」進行冊封，但「倭」並未遣使入貢。同時，南梁雖有繪製「職貢圖」，描述當時各國朝貢使節之型態，但是倭國使節之形象卻完全依照在「魏志倭人傳」的描述所繪成。由以上兩點，可知南北朝後期的對日認識仍然停留於「魏志倭人傳」之中，並無太大進展23。
5.
小結
中國自古雖與日本有所交流，卻對日本無太深的瞭解。同時，由於中華意識的影響，中國歷代政權甚少主動展開對日研究，往往必須等到日本的使節前來朝貢，方能得知「倭」國的情況。唯一的例外乃是曹魏政權，數次遣使入日本，也因此「魏志倭人傳」方能在對日認識上有突破性的進展。然而，到南北朝時期，中國又故態復萌，是故當日本不再派使節前來進貢時，中國對日認識便呈現停滯狀態。一直到隋唐時期，日本派遣大規模的使節團與留學生來中國後，中國的對日認識方能稍有進展。
3
《論語》，憲問篇。
9
關於此事，「日本書記」的記載為景初3年（西元239年），與「魏志倭人傳」有所出入。然而日本書記上也標明此為引用魏志的說法，故應該是日本書記記載有誤，因此本文以「魏志倭人傳」的景初2年（238年）為準。
11
《三國志》，魏志倭人傳。
14
日本書紀 卷九。
16
汪向榮老師在其著作《古代的中國與日本》中，指出新井白石後來不知為何轉為「九州說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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